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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04-26

艺术 - 书评 - 新京报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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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方学界关于商代青铜器应如何分期,曾在高本汉和罗越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。简单说,高本汉以青铜器器身之上的纹饰为依据,对1288件青铜器进行分类统计,将所有青铜器划分为前后相继的A、B二型,A型纹样较写实,B型纹样更为几何化。罗越则将器型、纹饰和铸造工艺全数纳入考量,以20件青铜器展示了他所认定为前后相继的五种风格(每种风格以4件为范例)。

  高、罗论战的年代,所有确知年代的商代青铜器均来自安阳遗址(公元前13-前11世纪)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,随着更多确知年代的青铜器出土于偃师二里头文化(公元前15世纪之前)和郑州二里岗文化(公元前15-前14世纪)等处,罗越的分期得到考古证据的坐实;但落败的高本汉所采取的分类统计方法仍为许多学者尊奉。本书作者,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荣休教授贝格利详细检视了高、罗二人所用方法,指出高本汉貌似科学的方法存在致命的疏漏;而罗越的方法虽被不少人视为凭借直觉的判断,却有其深刻的道理和依据。贝格利认为,在方法论层面对高罗论战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检讨和回顾,将给所有采用视觉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带来教益。(寇淮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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